3.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生态类法律 该类法律是指以某类自然资源（如森林、草原）的保护为目的，对与该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该类自然资源附着的土地（如林地、草地）进行管理的法律，属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范畴。

这些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一经国务院决定设定许可，那就不再是原来的低层级的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许可了，如果这些规范性文件继续存在，那么它们就成为国务院设定许可的具体规定，1997年的建设部、公安部令第63号——《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就成为了国务院设定的三项许可的具体规定。中央—地方立法的系统—合作是实现有效规制的重要方面。

这一议题的国内实践运行、制度设计和理论研究与国外几乎同步，因此固然无法借鉴现成的国外经验，但也有可能发挥国内的体制优势，真正探索出中国的成功经验。在对其采取的规制措施方面，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这些车辆投入运营，没有额外增加对停车设施的需求，其空驶相对较少。高德公司分析认为，2015年，互联网打车软件盛行，在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模式（公交转约车），互联网约车在某种程度上势必会增加存量车的周转率，形成增量出行需求，从而增加城市运营车辆的数量，也会不同程度的加重城市拥堵。[17] 正因为网络出行服务有着这些积极作用，世界各国政府总体上没有在法律上予以断然禁止。在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方面，则要在同规则、同待遇、降门槛上下功夫。

当然，基于通行效率和出行效率的考虑进行的车辆数量的规制等，就不需要中央统一规定，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来自主决定更为妥贴。没有任何准入规制，巡游车的市场供应一定会过剩，导致车辆和司机质量退化。[5]民法典编纂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不得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制度，否则将损害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甚至打乱整个立法体系。

他方面借由政治活动之推展，发挥教育统合民众之作用。[19]《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由上观之，认为民事权利乃基本权利之具体化的观点，虽重视基本权利在整个法律体系当中的作用，但其并不越俎代庖式的直接作用于私法领域，而是借助于私法将基本权利具体化为民事权利，从而间接地作用于私法领域。将个体工商户定位为商事主体，有利于推进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个转企转型升级政策，为个体工商户提供法律上的信心。

[35]李建伟《对我国商个人立法的分析与反思》，《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17]《草案》的这种立法定位不但有立法重复的嫌疑，而且存在立法逻辑不周延或矛盾的问题。

[54] 政党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扮演举足轻重之角色，乃无可否认之事，或谓立宪国家即政党国家，亦不为过。为了给《草案》相关部分提供宪法依据，可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确认公民发展权，从而实现《草案》与宪法相关规定的衔接。[66]例如宪法虽然规定了财产权，但财产权的内容须由民法充实。总体而言，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6]，民事法律越发达的国家，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愈加平等。

[7]第二，对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商法融入民法典，编纂范围广泛的大民法典，有些则主张实行民商分立制定单纯的民法典。但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便利、农业适度规模化的推进，家庭承包经营户的商事属性将凸显出来。二是权利的内容范围不同。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

[62]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363页。其中直接的效力指的是将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直接纳入民法当中，认为基本权利条款对私人互相间关系也具有直接的效力，并以此类条款作为直接的依据进行民事裁判。

[23]根据《物权法》第58条，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鉴于此，我国可考虑借鉴德国法关于针对农林业的自由登记商人制度，具有是否注册登记的选择权，即使不登记也视为商主体，即该商主体有登记注册的权利但无此义务。

[6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便曾有批复指出：鉴于党的委员会作为民事主体的特殊性，相关案件应多做工作，力争调解结案。[68]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另一个方法为由民法权利发展宪法权利，即对《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新目的予以定性，基于我国的国情和对宪法基本发展规律的遵循，提出宪法能够容纳的新的基本权利。根据以上条文及其解释，个体工商户是个体经济组织、用人单位。由于民事主体的复杂性，关于民事主体的争论和分歧更加公开化、深层化。[10]梁慧星教授、孙宪忠教授等赞成将人格权纳入民法典中，但倾向于在总则中设立一章单独规定人格权，不宜使人格权单独成编。

三为参政权，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需要作出判决的，务必向上一级党委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

与此同时，在现今社会国的背景之下，公法与私法的决然划分似将难以证成，取而代之的将是公、私法的融合。[1]相反，从政治现状、经济结构、学理储备等方面进行探讨，能从不同的视角分析民法典法典化存在的诸多困难。

但德国民法典却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如此一来，民事立法和司法未对一般人格权予以有效保护的做法便不再具有合宪性。尽管，当前我国家庭承包经营户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家庭承包经营在一定比例上仍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职能。

个体工商户实质是公民的一种特殊行为形态，但仅基于此就将其定位为自然人这一民事主体是牵强的。[16]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缺乏创新型理论的支持，就不会有自身独特的创新点和闪光点，使民法典编纂难以摆脱经验主义的窠臼。[57]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此时通常的做法便是将政党作为一社会团体(或称人民团体、公法人团体、公益法人等)规定于法律当中，如德国的《政党法》、我国台湾地区的人民团体法等。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基层党委可否作为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批复》(粤高法民一复字[2006]3号)。

[42]故而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通常为国家，国家承担着积极保障与消极不侵犯的义务。有鉴于此，可在民法典中就政党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作出规定，此种规定可以是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可借由民事特别法将其细致化和明确化。

参见易继明：《历史视域中的私法统一与民法典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后者借由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将基本权利具体化，法院则在具体纠纷中适用普通法律，间接促成基本权利的实现。

[11]当然，摒弃经验主义并不是完全抛弃已有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而是有的放矢，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积极参考吸收有益的经验。2.个体工商户、家庭承包经营户的立法定位由民事主体调整为商事主体 第一，个体工商户的商事主体定位。对于后者，政党作为民事主体的身份往往彰显得更为明显。根据《草案》第51条规定，家庭承包经营户是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31]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当前中国制定民法典必要性之理由只能说明完善民法体系之必要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制定民法典。

对于个体工商户而言，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个体工商户赋予了自主选择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的权利，个体工商户在从事工商业经营时，如为一人经营，其商事主体身份应定性为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个人(商自然人)，而在传统大陆商法概念中，这种小规模经营者被称为小商人[36]，其有限适用商法典或商事法律规范，经营活动不需要一整套完整的商事机构，也不需要一整套对经营活动中的权利义务进行特定保护措施。如为二人以上共同经营，其商事主体身份应定性为从事经营活动的商合伙。

这种形成主要是立法者的任务。家庭承包经营是我国土地分配的一种形式，是确保家庭成员获得最基本生活保障用地的重要制度。